2018年12月13日 下午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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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in March席卷澳洲 社交媒体让游行更容易?

March in March席卷澳洲 社交媒体让游行更容易?

谁都没有想到维州一名超市员工此前发布的一则推文经过Facebook和Twitter的发酵,最终在3月16日演变成了一场几万人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March in March,这场 “纯草根”抗议活动挑动了澳洲政坛的神经,社交媒体是否真的让游行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诉求过多没重点 “草根”游行太嫩太冲动?

澳洲话题-MiM

一呼万应,艾伯特政府犯众怒

自3月16日起, 澳洲各地爆发了大规模反对艾伯特(Tony Abbott)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称,16日,悉尼街头汇集了约1.2万示威者,而墨尔本街头则有多达3万名示威者,他们高举各式反对联邦政府政策的标语牌,包括难民、教育、应对气候变化、税制改革、媒体管制等多方面问题,并高喊“艾伯特可耻”的抗议口号。

澳洲歌手Missy Higgins和喜剧演员、电台主持人Meshel Laurie也出现在示威活动现场。维州警方的发言人Julie Anne Newman称,游行队伍曾一度导致墨市CBD地区陷入交通瘫痪。17日,首都堪培拉也爆发了反政府游行活动,议会大楼前聚集了超过1000人。
澳洲《卫报》报道称,这场名为“三月游行”(March in March 2014,MiM)的活动不属于任何党派,甚至和“Get Up!”等人权组织也没有关系,其活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部份都是通过社交网络来进行的。

事实上,MiM源于一名维州超市工人在Twitter上发的牢骚,称澳洲需要发动一场“三月游行”来抗议现任政府。随后,该推文成为热门讨论文章,进而在Facebook发酵,之后,一大批人形成了共识,他们认为必须做些让更多人共同参与的事。

墨市示威活动组织者Sarah Garnham称,此次活动并没有对参与者的抗议标语加以限制,从而让民众更自由地表达出各自不满。游行队伍中的大部分示威者都是因为反对联盟党政府的政策,但也有部分参与者指责前工党政府的政策。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教授Peter Norden就因为反对前工党推出的离岸拘留难民政策参与了本次游行。

面对这场“风波”,作为事件主角的澳洲总理艾伯特16日在悉尼出席公开活动时却表示:“我只知道悉尼今天会举行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大巡游,这是悉尼的大型活动,祝福他们。”

规模大,杀伤力不太大

尽管规模庞大,此次游行却被一些媒体评价为“缺乏计划性,有太多诉求以致于淹没了重点”。

《卫报》也表示,他们以“不信任大游行”为标语显得有些“稚嫩”和“尴尬”,因为显然,这场游行不足以让澳洲重新来一次公平透明的总理大选,这更像是一场对艾伯特政府极端政策的“揭露会”。

澳国立大学政治学研究员Kirsty McLaren说,到目前为止,澳洲的游行活动起到的效果十分有限,它并没有给对外援助政策及单亲父母补贴带来改变,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环境政策上则遭遇 “惨败”。这些游行更多的是用来强调集体身份,给联邦政府施压多于可以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还有媒体指出,基于过去6个月发生的事情来攻击本届政府似乎是有失偏颇的做法,因为本届政府在此期间把精力都集中在收拾前工党政府的烂摊子上,也许5月预算出炉及7月新一届参议院开始履行职责时,才是民众走上街头的好时机。

有效率也有风险   社交媒体组织抗议“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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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在悉尼16日的游行中,一些参与者在身体上写字,表达对政府政策及总理艾伯特的不满。

《卫报》称,一直以来,澳洲的游行一般由某些有经验的组织或党派领导,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们会拥有一张写满邮箱地址的名单,从而可以发送邮件给特定人群,以获得响应和支持,而MiM的组织者却没有这些资源。悉尼大学政治学副教授Ariadne Vromen说, MiM有8个管理者,但没有一个是某党派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草根’,但这恰巧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让更多澳人愿意参与其中。”而且,MiM的组织者们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效的工具——社交媒体,来推动此次游行。

社交媒体式游行有板有眼

事实上,全球政府抗议人士越来越喜欢利用社交媒体作为有力武器的趋势已经受到广泛注意,有人称之为“一场社交媒体革命”。如今,埃及、突尼斯、约旦等地的抗议活动主要是利用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组织进行的;许多土耳其人在抗议活动中也求助于社交媒体。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13年6月土耳其抗议活动期间,仅下午4点到午夜,Twitter上至少新增了200万条与示威活动有关的消息,即便是在午夜后,每分钟发布的Twitter数量也超过了3000条。

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香港。2010年,香港的万人包围立法会反高铁事件及五区总辞事件皆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而两场事件中,不少团体的组织者就是利用Facebook来号召民众参与的。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表示,通过社交媒体,民众可以更快地知道游行是为了什么,发生在哪里,然后就可以准备去参与了,“社交媒体让很多政治运动穿透了主权边界,变成了全球草根力量的联合。”

而利用新媒体组织游行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操作模式:

◆ 运动前:组织者利用社交媒体在网友中发起讨论议题,争取支持者和同情者,进而发出集体行动的号召。
◆ 运动初期:社交媒体成为抗议者的组织协调平台,向参与者提供集体行动的具体信息,一个专门“媒体组”会负责经营、维护官方Twitter、Facebook,对运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网络直播(包括文字、图片和视频),甚至通过Skype等软件与其它地区的抗议者联络。
◆ 运动进行中:社交媒体起到了放大、扩散运动的作用,使一时一地的抗议运动不仅迅速遍布全国,甚至通过互联网平台跨越国界扩散到全球。
◆ 运动后期:社交媒体发挥着沉淀运动成果和记录集体记忆的作用,抗议者借此交流各自的故事、观点与情感,建立身份认同。社交媒体使抗议者变成带有自己立场的记者,从而传播信息,就算主流媒体不关注也没有关系。

“魔法”并非百试百灵

但社交媒体在抗议活动中的“魔法”也并非百试百灵。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今年1月17日报道称,在科技浪潮辅助抗议浪潮的时代,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阿拉伯之春”的风暴中,社交媒体曾被认为发挥了显著的甚至是潜在的决定性作用。然而,相比数据匮乏的三年前,如今已有更多的数据和证据表明,此前的一些言论夸大且过于简单化了社交媒体在抗议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社会讨论在意识上的确将不同的人集合在了一起,但有时僵化的意识束缚对现存的分歧仅仅起到了激化作用,并没有带来其它有建设性的改变。

此外,社交媒体在组织游行中的作用就像一把“双刃剑”,有效率也有风险,德国《时代》周刊称,游行过后,组织者们可能面临“秋后算账”,“在专制政权下,秘密警察部门在严密监控大家的活动。谁通过Facebook或Twitter组织游行抗议,都能被找出来,网络上的数据都是公开的。”《时代》写道:“前东德时期1/4的人连电话都没有,那么抗议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呢?事实上,即便没有社交媒体,埃及的反抗活动也会发生,但肯定不会如此迅速,如此透明。”

(综合澳洲《卫报》、《悉尼先驱晨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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